帝国主义时代“全球化”

  帝国主义时代“全球化”

  文/(美)威廉·麦克尼尔/约翰·麦克尼尔/王晋新/宋保军等/译

  在1750年,确切地说是1820年,即二百年前,信息和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速度,仅仅比在全盛时期的苏美尔(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网络中快一点,畜力以及风帆仍然是交通运输的主要动力。那是全球化的第一次波动,通过航运方式把世界各地的沿海地区同各条内陆河流连成了一体。

  第二次波动(1870—1914年间),全球化的趋势大为增强,其主要部分就是人口、政治及经济等领域中的各种变革。它的政治基础主要是欧洲各个帝国,也包括正向帝国发展的日本、美国,它们都有能力巩固对国内人口的统治,并经常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来扩展自己的实力。而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即人口、商品及金钱流动性的加强。

  世界网络的日益扩张和不断密集,移民、贸易和投资等各种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各地的生态结构都被打乱,有时甚至被彻底摧毁。工业化过程中对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城市空气污染空前加剧,举世闻名的伦敦雾,就是燃烧煤炭所产生的黄色硫磺悬浮颗粒漂散在空中。1873年,由于雾太大,许多行人都跌进了泰晤士河,1879—1880年,约有3000位伦敦市民死于肺部疾病。空气污染让欧洲、北美及日本许多工业城市的居民都身患重疾,甚至多达数百万人丧生。

  工业革命和人口逐渐增长,需要世界各地的农场和种植园提供更多的纺织原料与食物。1750—1910年间,谷物种植面积及牧场扩展都达到甚至超过3倍,前者以北美、俄国、东南亚地区增长最为迅速,后者要数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同一时期世界森林面积却萎缩了大概10%,北美洲减少得最多。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和食物大为缩水。然而当时的人们都将这些变化看成是有益的,上百万人为此拼命劳作。

  这张逐渐紧密的世界网络也使各种动植物和疾病在世界各地流动,虽然它给人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比“发现新大陆”后的“哥伦布交换”要小一些,但后者在整个18世纪、19世纪继续将欧亚旧大陆各种病菌带到了美洲印第安人这个新种群当中。最大的紊乱发生在大洋洲和澳大利亚,由于自然环境封闭,1750年后传入的各种新疾病,对当地那些从未经历过此类疾病而缺乏免疫力的人,像以往一样遭遇巨大的灾难。

  快速的交通运输以及大规模迁徙,使非洲南部长期存在而本来传播不广的霍乱,定期随朝圣的穆斯林前往麦加。19世纪30年代,霍乱第一次随军队传播到欧洲,随后产生了严重流行性瘟疫。大约1820年之后,肺结核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重要疾病。健康者在感染此病之初,往往感觉不到,当营养不良导致抵抗力下降时(这种情形在产业工人中最为普遍),病菌就间歇性地发作,到处传播,太平洋邻近地区、美洲内陆和南部非洲的数百万人都因此丧生。

  1750—1914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各种巨大的张力和致命的弱点。事实上,人类在一个极不坚实的基础上又造成了新的无意识束缚。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要求人口、资本以及商品自由流动的状态,即便不能扩大,起码也要维持下去,但是这个体系并没有很好地与各种民族情感相协调。

  世界财富和权力发展的日益不平等,迫使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或者继续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之中,顺从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或者是在外力威逼下被迫地接受他们的命运。回顾过去,20世纪初的世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绒箱,箱里有许多人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

  本文选编自威廉·麦克尼尔 约翰·麦克尼尔合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张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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